寄欧阳舍人书

寄欧阳舍人书翻译及注释

翻译
　　曾巩叩头再次拜上，舍人先生：
　　去年秋天，我派去的人回来，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。我反复读诵，真是感愧交并。
　　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，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，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。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，而碑铭呢，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、才能操行出众，志气道义高尚的人，怕后世人不知道，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，有的置于家庙里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，其用意是一样的。如果那是个恶人，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？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。铭文的撰写，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，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。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，就积极建立功业；恶人没有什么可记，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。至于博学多才、见识通达的人，忠义英烈、节操高尚之士，他们的美善言行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。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，不与史传相近，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！
　　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，为人子孙的，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。所以即使是恶人，都一定要立碑刻铭，用来向后人夸耀。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，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，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，就人情上过不去，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。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，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。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，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，不正确，就不能流行于世，传之后代。所以千百年来，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，但流传于世的很少。这里没有别的原因，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，撰写的铭文不公正、不正确的缘故。
　　照这样说来，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？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。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，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。而人们的品行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，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，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，有实际大于名望的，有名过其实的。好比用人，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，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？能不受迷惑，不徇私情，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。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，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，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。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，难道不是如此吗？
　　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，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，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。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；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。象先生的道德文章，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。我先祖的言行高尚，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，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。世上的学者，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，看到感人之处，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，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？又何况是我曾巩呢？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，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。这感激与报答之情，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？
　　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、才能庸陋的人，先生还提拔鼓励我，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，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，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、世不经见之士，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？那些潜居山林、穷居退隐之士，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？好事谁不想做，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？当父亲、祖父的，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？做子孙的，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？这种种美德，应当全归于先生。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，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。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，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？
　　荣幸之至，书不尽怀，曾巩再拜上。

注释
①铭：在器物上记述事实、功德等的文字。
②通材：兼有多种才能的人。
③勒：刻。
④畜：积聚。
⑤兼胜：都好，同样好。
⑥卓卓：卓著，突出的好。
⑦衋（xì）然：痛苦的样子。
⑧蹶：挫折。
⑨魁闳：高大。

寄欧阳舍人书创作背景

　　曾巩十分仰慕欧阳修的道德文章，曾把他与唐代的韩愈相提并论，从二十岁起就与欧阳修建立了亲密的过从关系。公元1046年（宋仁宗庆历六年）夏，曾巩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。当年，欧阳修写好《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》，曾巩即写此信致谢。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（庆历七年），作者29岁。

寄欧阳舍人书鉴赏

　　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，它没有平常的客套，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。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。来述说“立言”的社会意义，阐发“文以载道”的主张，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。文章结构谨严，起承转合非常自然。

　　第一段（起承部分），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。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。先提出论点“铭志之著于世，义近于史”，然后比较铭、史之异同。先言其异，次言其同。本段借助铭、史对比展开文章，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。

　　第二段谈今铭“二弊”，首先是不实；其次是“传者盖少”。

　　第三段，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。作者提出：“立言者”必须是“畜道德而能文章者”。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，然后再分说，“畜道德”和“能文章”。最后总说：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，岂非然哉！二三段为“转”，最后两段为“合”，从立言者之论，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，盛誉欧阳修“畜道德而能文章”之贤，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。与文章开头呼应。在唐宋八大家当中，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，在以上所述中，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，结构十分谨严，内容环环相扣，起承转合，如行云流水。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。

曾巩（一○一九～一○八三），字子固，世称南丰先生，建昌军南丰县（今属江西）人。仁宗嘉祐二年（一○五七）进士。歷官太平州司法参军、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，出通判越州，歷知齐、襄、洪、福、明、亳、沧诸州。神宗元丰三年（一○八○）判三班院，迁史馆修撰。五年，爲中书舍人。六年，病逝于江宁，年六十五。理宗时追謚文定。《宋史》卷三一九有传。曾巩出欧阳修门下，以散文着称。有《元丰类稿》五十卷，《续元丰类稿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。今仅存《元丰类稿》，并有宋刻《曾南丰先生文粹》十卷和金刻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三十四卷传世。　曾巩诗九卷，以清康熙五十六年长洲顾崧龄刻《元丰类稿》爲底本，校以元大德八年东平丁思敬刻本（简称元刻本），并吸收清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（简称读书记）中的校勘成果。参校本有：明正统十二年邹旦刻本（简称正统本），明嘉靖四十一年黄希宪刻本，有顾之逵跋并录何焯批校（简称顾校本），明嘉靖王抒刻本，有吴慈培录何焯校跋（简称吴校本），明隆庆五年邵廉刻本，有傅增湘校跋并录何焯校跋（简称傅校本），明万历二十五年曾敏才等刻本（简称万历本），明万历二十五年曾敏才等刻清顺治十五年重修本，有章钰校并录何焯、姚椿校（简称章校本），金刻本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（简称曾子固集）等。集外诗附于编末。